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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的安提戈涅困境新日

发布时间:2020-01-15 21:06:12 阅读: 来源:岩棉厂家

与其质疑马云的诚信,或是以“剧作家”的心态揣测马云转移支付宝是否有“私心”,还不如关注马云在面对相互矛盾又各自代表最高“伦理力量”的冲突中的所作所为,关注企业在面对“安提戈涅”式困境时的探索。原诗萌5月11日,阿里巴巴集团大股东雅虎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会的经营业绩详细报告中指出,阿里巴巴集团旗下子公司支付宝所有权被转移到了马云控股的一家公司,以帮助支付宝获得在中国境内的第三方支付牌照。5月12日,雅虎发表声明称,阿里巴巴集团进行了两笔交易,未得到董事会和股东们的批准,也未履行通知义务。这两笔交易指的是2010年8月支付宝所有权的转移,以及 2011年第一季度对支付宝业务的分拆。一时间,支付宝“易主”一事引发业界诸多议论。6月13日,胡舒立的一篇评论文章《马云为什么错了》,更是将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兼CEO马云推上了风口浪尖。此次事件也从一起股东纠纷上升到了有关契约精神和商业诚信的公共事件。马云错了吗?从公开的材料来看,马云对支付宝股权的转移确实存在一些问题。2009年6月,马云将支付宝70%的股权转移到了自己控股的浙江阿里巴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阿里巴巴)。他对此的解释是,2009年4月央行出台了一个对于非支付机构企业作备案登记的文件,集团管理层对政策进行解读后,认为保持一定中资比例更有利于拿到第三方支付的牌照,于是有了这次股权转让。对于马云的第一次股权转让,董事会应该是有共识的。因为这次股权转移之后,即7月24日,董事会形成了一个会议纪要,授权集团管理层去完成股权结构调整事宜,以争取第三方支付牌照。2010年8月,马云又进行了第二次股权转移。这一次,他将支付宝剩下的30%股权也转移到了浙江阿里巴巴。到了2011年第一季度,阿里巴巴管理层又终止了与浙江阿里巴巴的协议控制关系。在6月15日下午举行的媒体沟通会上,马云表示,和第一次股权转移类似,第二次股权转移及最后的停止协议控制,都与央行出台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其目的也都是为了能确保支付宝拿到第三方支付的牌照。但马云的后两次举动却突破了雅虎和软银的底线。显然,上述会议纪要中的“股权结构调整”,并不意味着允许马云将100%的股权转移,更不意味着允许终止协议控制因为这等于直接切断了雅虎、软银对支付宝这一阿里巴巴集团优质资产的控制。因此,才有了今年5月12日,雅虎跳出来指责阿里巴巴管理层的那一幕。马云解释说,公司在实际运作中,并非事事都要通过董事会决议。他还举例说,淘宝网的成立就是他和孙正义的“君子协定”,而支付宝、“阿里云”的成立也没有走董事会决议的流程。然而,在笔者看来,上述情形只能视为是阿里巴巴集团公司在运作过程中,根据实际情况对规则和制度的一种简化,并不能作为管理层擅自行动的理由。因此,尽管马云一再强调,一旦支付宝拿不到牌照,后果将不堪设想淘宝、阿里巴巴都将瘫痪掉,因此转移支付宝是他站在公司长远发展的角度,所作出的“艰难且唯一正确的决定”。但从公司制度的层面来看,马云的确是错了。“安提戈涅”式困境然而,如果对事实的分析仅止于此,并由此上升到契约原则和商业诚信,则有失偏颇。笔者认为,比公司制度和契约原则更值得关注和思考的,是马云所遭遇的困境姑且称之为“安提戈涅”式困境。安提戈涅是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笔下的人物。她不顾国王克瑞翁的禁令,安葬了城邦的叛乱者兄长波吕尼克斯,自己也被处死。她遭遇的困境是:不能违反国王颁布的禁令否则会被处死,也不能眼看兄长暴尸荒野根据古希腊神律,一个人死后如果不下葬,他的阴魂便不能进入冥土。在这里,国王和神律都代表着“最高的伦理力量”。从某种意义上讲,马云的困境亦与“安提戈涅”类似公司制度不能违反,否则就违反了契约原则;同时,又要尊从国家颁布的法令,以合法、透明的手段获取第三方支付牌照,否则,企业就失去了诚信。最后,在与外方董事反复协商无果,又必须声明支付宝不含外资及协议控制的情况下,以马云为代表的阿里巴巴管理层作出了“不完美,但唯一正确的决定”终止协议控制。或许,看一看著名学者崔卫平对《安提戈涅》的解读,更有助于我们理解马云的行动。崔卫平在《安提戈涅的负重》一文中说,安提戈涅属于“开创时代”,世界的框架和基本价值仍然需要通过行为来确立,因此她必须采取行动。虽然肯定了行动的价值,但崔卫平同时指出,行动不可避免总是片面的,而带来的结果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双面的。至于行动中的人,也肯定不像沉思者那样思虑完满,他们甚至将自己弄成碎片,撒在这个世界上。马云在谈到自己的困境时则说,屁股决定脑袋,没有人愿意真正在关键时刻承担责任,我承担了责任,我在国内被评为不诚信和违背契约精神;我不承担责任,那全部完蛋。“我们想做的就是跟以往企业不一样,假如我们背上一个不诚信的罪名,那对谁都不公平。”目前阿里巴巴正在拟定相关补偿协议,已尽可能维护各方的利益。笔者认为,与其质疑马云的诚信,或是以“剧作家”的心态揣测马云转移支付宝是否有“私心”,还不如关注马云在面对相互矛盾、却又各自代表最高“伦理力量”的冲突时的所作所为,关注企业在面对“安提戈涅”式困境时的探索。这样,在一切尘埃落定之后,我们才能收获全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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