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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的智与不智-【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0:34:34 阅读: 来源:岩棉厂家

元至正二十年(1360年),一位年约五十的儒生拜见朱元璋,据说当时朱元璋正在吃饭,随即问道:“先生能作诗吗?”

那儒生道:“此乃儒者的末技,怎么不能!”

朱元璋指着手中的筷子说:“请以此为题。”

那儒生不假思索地随口而出:“一对湘江玉并看,二妃曾洒泪痕斑。”

原来,朱元璋手中拿的,是一双如碧玉一般的湘妃竹的筷子。传说上古时,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即今湖南湘江流域一带。他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前来奔丧,一路上,滔滔的泪水,洒在沿途的竹子上,使得这种竹子都泪痕斑斑,后人就将这种竹子叫作“湘妃竹”。这两句诗说的便是这个典故。

朱元璋皱着眉头道:“秀才气味。”

那儒生道:“未必。且听!”接着又吟出两句:“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留侯一借间。”

这里又有一个典故。当年刘邦与项羽相持不下,有个叫郦食其的儒生给刘邦出了个主意,让他分封战国时期六国的后代。刘邦举棋不定,趁吃饭时,询问张良这个主意如何,张良立即表示坚决反对,从刘邦的食案上抓过一把筷子说:“请让我以这把筷子来为大王筹划。”接着条分缕析,从八个方面力驳这种主张的危害,每提出一个理由,都摆出一根筷子。这就是“借箸(即筷子)代筹”这个典故的由来。刘邦接受了张良的意见,收回成命,避免了分裂割据现象的出现,成就了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大业。这位儒生无疑将朱元璋比作刘邦,而以张良自比了。

这位以张良自比的人,就是鼎鼎大名的刘基。

刘基(13l1-1375年),字伯温,是位被民间神化了的人物,同张良一样,他的确是位杰出的智者。他极具战略眼光。在面临统一与分裂的历史关头,张良清醒地认识到,统一已是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虽然是韩国的后代,但他反对重新分封六国,他的“借箸代筹”,为刘邦拨正了历史的船头。

朱元璋倒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刘基见到他时,他正面临着东西夹击的局面,不知如何是好,刘基向他陈述了思谋已久的时务十八策,指出,东面的张士诚,据有江浙一带,地盘小,力量弱,但地区富庶繁华,张士诚其人,胸无大志,贪求苟安;西(南)面的陈友谅,占据江西、湖南一带,地盘大,但陈友谅其人,亡命之徒,野心勃勃,凌上欺下,不得人心。

当时,朱元璋的手下的将领贪图江南的富庶繁华,多主张先进攻张士诚,刘基力排众议,指出:如果先打张士诚,陈友谅必然趁虚而入,我们腹背受敌;如果进攻陈友谅,张士诚不敢轻举妄动,因此,他提出,捕兽先捕猛,擒贼先擒强,只要拿下了陈友谅,张士诚可不战而胜。刘基的这番话,如同诸葛亮的“隆中对”,从全局着眼,廓清了朱元璋眼前的迷雾,认清了主攻方向,得到朱元璋的激赏,说:“先生今后有什么计谋,还请不吝赐教。”从此朱元璋按照刘基的这个战略思想行动,事业得到快速的发展。朱元璋对刘基也十分重视,“帝每恭己以听,常呼为老先生而不名,曰:‘吾子房(即张良)也!’”

比起张良,刘基后来居上,他不只善于“运筹帷幄之中”,而且能够“决胜千里之外”。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朱元璋以20万人的队伍,与陈友谅的60万大军,决战鄱阳湖,双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使朱元璋也不免疑惧重重,刘基鼓气说:“臣昨观天象,我军必胜,但努力痛击。”并与朱元璋乘坐同一艘白色战船,亲自指挥。那真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千顷湖面之上,战舰如城,帆樯如林,飞箭如织,隆隆的炮火,掀起了冲天的巨浪。突然,刘基大呼:“主公快离开!”朱元璋刚刚转移到另一艘船上,原来那艘白色战舰便被火炮击中,炸得粉碎,刘基对朱元璋有救驾的大功。由于这君臣二人勇敢镇定,指挥得方,经过四十多天的鏖战,最后朱元璋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扭转了战局,陈友谅在率众突围时,被一箭射中头颅,顷刻毙命。这一仗以后,朱元璋的大业可以说基本告成。《明史》说:“其后,太祖取士诚,北伐中原,遂成帝业,略如基谋。”

张良“运筹帷幄之中”的事业,到刘邦称帝时,便基本终止,对汉朝建国以后的事,未进一策,建一言,而刘基还在延续,他不只要为朱元璋打江山卖命,还要为朱元璋坐江山继续效力。正是在这时,刘基暴露出了他的不智。

鄱阳湖之战后的三个月,即1364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即今南京)即吴王位,又过了4年,到1368年正月,终于正式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在这一段时间内,刘基为这个新王朝的建立,真可谓殚精竭虑,显示出了他“治世之能臣”的杰出才能,至少有以下几件事,是载入了史册的。

一是新王朝的都城南京是由他主持兴建的;二是新王朝的国号“大明”是由他提议的;三是新王朝的最初法律,是由他提议并参与制定的,这部法律,为后来的《大明律》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基础;四是主持制定了明朝的军事制度———卫所制,刘基本来对历代兵制就有极其深入的研究,他所制定的这种军事制度,汲取了历代兵制,尤其是汉、唐、宋几朝兵制的长处,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军队耕战结合,即“无军不屯”,这样,军队可以自给,减少了庞大的军费支出,减轻了国家的负担。其次是“将不专军,军不私将”,将军权牢牢控制在皇帝的手中;五是设计了一种新的科举考试制度———八股取士的制度,这种制度,盛行于明清两朝,对巩固专制统治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凭这些功业,他可以傲视张良,可在处理人际关系上,刘基就没有张良那么老道。

张良从来不干预刘邦的决策,当年刘邦建都洛阳,张良虽然明知不合适,但他一言不发,直到娄敬提出了,他才附和。朱元璋本来想将国都安在他的老家凤阳,可刘基明确地表示了反对,说:“凤阳虽帝乡,非建都地。”居然说皇帝的老家不是建都的地方,朱元璋未必会乐意。

张良对刘邦的心腹大臣从来都是敬而远之,不招惹他们;而刘基以对皇帝的耿耿忠心,执法严格,不顾私情,与朱元璋权力核心集团的“淮西帮”成员一再冲突。李善长是朱元璋的第一宠臣,他的亲信李彬犯法,他出面向刘基求情,让他网开一面,刘基不予理睬,照杀不误,于是开罪了李善长。

一次,朱元璋就宰相的人选问题,向刘基征求意见,先是虚情假意地表示要以刘基接替李善长出任宰相,刘基婉谢了,说宰相应当是栋梁之才,而自己不过是如同绑成一束的小木条,加之又有嫉恶如仇这种刚烈的个性,是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的;接着,朱元璋又提出了几名人选。凡是涉及到官员任用的事情,从来都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古往今来,莫不如此。因此,对这种事情的表态,也要十分慎重,刘基未必不明白官场中的这种为人处世之道,但是,在刘基看来,既然皇帝就如此重要的问题向他咨询,他应当知无不言,他对那几名人选都表示反对,可后来,朱元璋还是任命了李善长推荐的胡惟庸。可见,朱元璋并不重视刘基的意见,而这,却为刘基后来的遭祸,埋下了祸根。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模仿刘邦,大封功臣。人们常将李善长、徐达、刘基,与汉朝的萧何、韩信、张良相比,称之为明朝“三杰”,李善长相当于萧何,徐达相当于韩信,刘基相当于张良,然而朱元璋对这三杰的厚薄却十分悬殊。

对李善长,朱元璋特别加以关照,说:“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事朕久,给军食,功甚大,宜进封大国。”于是,官授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爵封韩国公,四千石,子孙世袭,赐予铁券,凭此券,本人可以免死刑二次,其子免一次,名列功臣之首。

徐达排名第二,朱元璋说:“徐达与朕同乡里,朕起兵时即从征,摧强抚顺,功勋居多。”官授太傅、左柱国、中书右丞相参军国事,爵封魏国公,岁禄五千石,比李善长倒多出了一千石,也享有免死的铁券。两个人基本上摆平。

刘基呢?这一次一共封了36人,其中,公爵6人,侯爵30人,没有刘基的份。虽然当时就有人认为,刘基的功劳远高于其中许多人,即使同李善长相比也差不了多少,可他却被排斥在外。直到过了20天后,又补封了两个人,其中才有刘基,但官只资善大夫、上护军,爵只诚意伯,岁禄只二百四十石,官职爵位既比李善长、徐达低了两级,俸禄更是只相当李、徐二人十几、二十分之一,既无铁券,也不世袭,在38人中排名最后。

唉,刘基,这杰出的智者呀,也许从这种赏赐的厚薄中,察觉出点什么,体味出点什么,于是,他仿效张良,他要归隐了。第二年,他回到了青田老家,而且杜门不出,与地方官员绝不往来,他以为,这样,就可以全身避祸了。可是,所谓“隐”,不止于身隐,更重要的还是“心隐”,要与政治一刀两断,不能藕断丝连。刘基却未能作到这一点,他人在青田,心向魏阙。在青田县南约l70里,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地处两州交界,位置偏远,地势险峻,为官府势力所不及,而这里正是朱元璋的劲敌方国珍当年发迹之处,如今也还是一些作奸犯科者的巢穴。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刘基向朱元璋建议,在这里设立巡检所,以加强控制。朱元璋同意了,并派兵把守。

此时担任宰相的,正是当年刘基所反对的胡惟庸。对于刘基的反对,胡惟庸一直耿耿于怀,如今大权在握,正想整治刘基,便以此事为由头,指使人上书,说刘基看中了谈洋的“王气”,想占为自己的墓地,百姓反对,所以他才提出设立巡检所,以驱赶百姓。这触动了朱元璋对大臣早已存在的猜疑之心,他不分青红皂白,下书对刘基痛加切责,并夺了他的俸禄。刘基明白,皇帝怀疑他了,青田是不能再呆下去了,他必须留在皇帝的眼皮底下,以证明他没有二心。于是,刘基不顾老病之身,又从青田老家,千里迢迢,回到南京。

如今,刘基处在政敌的包围之中,他忧心忡忡,在一组诗中这样说:“侥福非所希,避祸敢不慎。富贵实祸枢,寡欲自鲜吝。疏食可以饱,肥甘乃锋刃。”他又向往起故乡的田园了,“荣名非我愿,守分敢求余。登楼眺远郊,肆目望天衢。明月出云中,照我华发疏。还归掩关卧,梦到田园居。”“掩门还独坐,浩然怀往昔。惟有故乡梦,可以慰岑寂。”

可是,这位杰出的智者,如今已经自救无术了。他卧病在床,胡惟庸借探病为名,给他留下一剂药,他服下以后不久,腹中出现了一块拳头大的肿块,他对朱元璋说:“上位,臣如今肚内一块硬结,担谅着不好。”朱元璋未予理睬,三个月后,即洪武八年(1375年)三月,得知刘基已经救治无望,这才打发他回乡。四月十六日,病逝于家。

刘基不是不知道胡惟庸的为人,也不是不懂药理,更不是非服用那一剂药不可,为什么这位智者竟然毫无防范之心,服下了那剂药呢?他明白,这一剂药,大有来头,没有皇帝的授意,胡惟庸未必会来看他,更不敢擅自给他药物,这种药,不服不行,服了,自身不免一死,而不服,必将有家破人亡的大祸。这是一剂人生的苦药,是由他的智与不智配制而成,当他饮药时,心苦一定更大于药苦。

为什么刘基不能像张良那样,及早抽身退步,反而越陷越深,终于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呢?并不是由于刘基的不智,而是由于两个人教育背景不同,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人生追求的不同。

张良属道家者一流,老子的“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功成而弗居”、“功成名遂身退”这些思想,无疑对他有着深刻的影响,他之所以投身政治,不是追求个人的功名利禄,而只是为了复仇,这个目的达到了,他也就没有必要再去趟政治那滩浑水了。

而刘基则不同,他是在儒家教育的熏陶下成长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的人生追求。为此,他在很小的时候,便参加了蒙元统治者举行的科举考试,他以一个备受歧视的“南人”身份,居然能一路斩关夺隘,顺利进入殿试,并得以高中,他对元蒙统治者无疑是怀有深深的知遇之感的。他的本意,是想在元蒙统治者的治下建功立业的,他也是这样作的,他出任地方官,恪尽职守,赢得了普遍好评。当反元的起义烈火燃起时,他投笔从戎,参与了平息农民起义的军事行动,为蒙元统治者运筹帷幄,屡屡建功,他的忠心,他的才智,得到了蒙元首领的赏识。只是由于蒙元统治集团太腐败、太黑暗了,使他英雄无用武之地。他的投奔朱元璋,并不是对其政治主张的认同,而只是为了使自己的才智得以施展而改换门庭。他以【沁园春】的词牌填写过这样一首词:

万里封侯,八珍鼎食,何如故乡?奈狐狸夜啸,腥风满地,蚊螭昼舞,平陆沉江。中泽哀鸿,苞荆隼鸨,软尽平生铁石肠。凭栏看,但云霓明灭,烟草苍茫。

不须踽踽凉凉,盖世功名百战场。笑扬雄寂寞,刘伶沉缅,嵇生纵诞,贺老清狂。江左夷吾,隆中诸葛,济弱扶危计甚长。桑榆外,有轻荫乍起,未是斜眼。

他不屑于作书斋中的扬雄,竹林中的刘伶、嵇康,也不甘于像自号“四明狂客”的唐代诗人贺知章那样,诗酒流连。他要像东晋的谢安、三国时的诸葛亮那样建功立业。试想,怀着这样的人生目的,他怎么会在仕途中止步呢?他必然要在政治这条道路上一条道走到黑,因为这是他实现其人生目的的惟一道路。

刘基与张良的区别,便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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